在报案、制作笔录、领取只有简单的一句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后，华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称只有检察院才能调取材料，未向我告知《案件调查综合报告》，直到2015年6月4日开庭宣判结束，我才得以看到《案件调查综合报告》。仔细研读后才发现此报告存在多处问题，因此直到现在才能发表此投诉。

2015年3月31日15时01分，我（朱旭）与李巍向华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关于石志高隐瞒身份与我签订螺丝捕捞合同一案。处理过程中，我认为华容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处理不公，偏袒对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仅以对方（利益相关方）石志高、石正科、马高全、虢丽红（四个人都是东湖公司螺蚌捕捞合伙人）的笔录为证据，我的笔录上有明明说有司机却不让我的司机做笔录，轻易下定我并不认可的结论，形成了报告。在此，我提出2个疑问和2个错误。

疑问1:2015年4月20日上午9时，我方司机（在场人）孙继者，从江苏赶往华容县公安局要求制作询问笔录，经侦大队予以拒绝。请问为何对方“所有”在场人都制作了询问笔录，而我方在场人不仅有司机，还有现场陪同见证人员，你大队在明知道“孙某”是全过程参与人员的前提下,却不给孙某制作询问笔录？

疑问2:《案件调查综合报告》听取了对方4个“利益相同”的合伙人的笔录口供，完全没有采纳我的笔录口供，这样就能断定事实了吗？案件报告中表述为“2月11日朱旭和孙某三次到东湖渔场，当天因石正科没在渔场，马高全和石志高在渔场办公室，经与石正科电话联系，石正科就要石志高把合同代替签了。”实际上2月11日我与孙某再次来到渔场，签完合同后立即离去，期间石志高并未打电话。请问你大队在明知道“石志高、石正科、马高全、虢丽红”四个人为合伙人,有相同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能以此4人的笔录作为证据下定结论?

错误1:在岳阳市信访信箱中查询码为“cxm1427974379860”的回复中，华容县公安局竟然写到“东湖渔业公司股东兼法人石正科”。而实际上，石正科只是一位村民，并非“股东兼法人”，身份错误。

错误2:在《案件调查综合报告》中表述“2015年4月1日16时朱旭书面举报...”，而实际中2015年3月31日15时01分我已经向华容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石志高隐瞒身份签订合同一事，报案时间错误。

作为公信力代表部门，出具严肃的调查报告，工作态度如此不严谨，不根据事实臆断结论，存在明显的偏袒倾向,我对此报告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