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

荣誉展示

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历

来源: 作者:胡兆熹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9日 点击数: 【字体: 内容纠错打印

 

1978年下半年,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了。这年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时,我和同事杨庆仕到江洲公社么台大队检查棉田“过双抢关”的情况,发现这个大队的9200多亩棉苗长得特别好,田间管理特别精。女社员分散在棉田锄草,读书的孩子路过,就叫孩子用书包装着草根送到田外。还有一位老大娘同一位姑娘在一块地里锄草,边锄边亲切讲解。一问是刚从水田区嫁进来的新娘,对棉田管理不熟悉,婆婆特地来帮教的。在我姨夫家吃晚饭时,大队党支书汪全惠这位老先进、老熟人来叙谈,我再三询问这里为什么有这些异乎寻常的现象。他说:“我们已经包田到户、联户到劳、不搞‘大兵团作战’、不‘吃大锅饭’了。”我们回县后,和单位的众多同事研究,认为这是群众实践的新路子。接着由经营管理科长倪青山等同志去么台过细调查总结其包田到户、联产到劳的具体作法和“好处”,写成书面报告。随后我如实在县委举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研讨会上汇了报,得到了县委书记文启龙等同志的赞赏。1978年10月14日,县委办何松林主编的《内部参阅》第23期刊登了这篇报告材料。
群众向往的事物总是无独有偶。仅我所调查证实:
景港公社景二大队党支部书记孙国志,也是位老先进人物,早在1972年就暗地在所住生产队搞起了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的联产责任制,号召社员把队里储粪池的肥料运下田,打破了队里搞定额记工、排工喊工老一套,社员们争先恐后地肩挑一担,手提一桶,粪桶不够用,就用水桶。
位于丘陵地带纯水田区的东山公社先红大队党支部书记被省委誉为“人民的长工”的李守桂,从1974年至1978年的5年中,在第二生产队暗暗搞了4年的分组联产计酬,这4年都增产增收;只有1977年没搞,就减产减收。
1978年,万庾公社党委副书记、武装部长张锡芝在垸区水旱兼作的兔湖大队第八生产队蹲点,实行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农副业总产值和社员分配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57倍和1.06倍。
以上这些典型,是华容率先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报春花。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草案,提出了“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路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印发了兔湖八队的典型材料并下发到生产队。此后一个月之内,全县有56%的生产队实行了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这在全省以至全国都是领先的。农民最害怕“上半年讲政策,下半年讲风格;上半年正过来,下半年折过去”。为稳定农民坚定农业生产的信心,这年,护城公社有个生产队,签订分组联产承包合同时,在大队、生产队盖大印,人人打指纹,还燃放炮竹,有的社员还当众发誓。集成公社有的生产队的承包合同是用红绸子写的。农民的心顺了、实了、铁了,焕发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操军公社青雀四队过去队长检查插秧质量时,用一个四方形篾罩,背向插秧社员往田里丢,再数罩着的蔸数、苗数,少于规定数的,就查明插秧人后予以处罚。而今签订了联产承包合同,社员夏定安夫妇带着12岁的儿子插秧,把儿子夹在中间,行距、株距都控住了,一会儿老夏喊:“伢儿!一蔸要插七八根!”一会儿孩子的妈喊:“伢儿!不要插得太粗了。”群众说:“两个队长管一个社员,冒得质量搞不好的。”许多拖累户也倒过来成了先进户,粗放混工变精管细作,终南公社禹山七队12户“四属户”(军属、烈属、工人和干部家属)44人,每年队里照顾一万多斤口粮,向队里投工却很少。干部家属徐淑芳对队长说:“毛主席的奶汁大家都有份,你们吃得,我也吃得。”联产到劳后,她按底分和人口承包水田4.5亩,春插时到处找人换工,在5月2日前就插完了早稻。全队“四属户”因有在外亲属回队务农和亲友帮工,春插都走在前头。该队过去中耕除草像跑马射箭,有人一天搞9.8亩稻田。联产到劳后,中耕除草时,社员都随身带着装有尿素的塑料袋,一边认真活泥除草,一边给生长差的禾蔸单独“开餐”,促使作物平衡生长。农民普遍反映:过去干活是“干部喊、钟声催、奖卡罚”,现在是“父教子、妻管夫、自动化”。
联产责任制的兴起,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农技干部、农民技术员和高产户吃香走俏了,他们的丰产田、责任田成了群众自动参观取经的样板田,向他们请教的人络绎不绝,“门坎踩烂、衣角撕破”。塔市公社农技员王东才,春节期间被社员们请去讲了15堂高产技术课,还有40多人挂了号。新建公社和平大队妇女主任酆腊梅是植棉能手,每天不分日夜,总有人上门问这问那。新棉区的团洲公社团建三队23户社员,户户买了《植棉手册》。全县各书店积存的12000本农业科技书刊被争购一空。县农业局编印的《科学种田》小报发行到45000多份,有40%的农户订阅。幸福公社新乐三队的刘玉华,听说公社农科站派人到县里换粮种,他就尾随到县城,来回160华里,换回水稻良种100斤。当年全县各公社早稻增产的幅度与联产承包的广度恰好成正比。历来背榜的宋市公社,有87%的生产队实行分组联产计酬责任制,公社书记张传祥等党委一班人全力以赴坚持办好,早稻增产幅度居全县各公社前列。《人民日报》作了专题报道,这是我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次见报。
这年9月,省里召开全省地、市、州农办主任会,我被特邀专就华容联产责任制的产生、发展情况及其作法、效果,讲了一个上午,得到与会领导的重视;第二天上午又要我解答各位的提问,获得好评;我的汇报提纲作为《会议资料》印发了。
1979年年终决算结果:全县种植水稻的4024个生产队,有1201个队实行了联产到组的责任制,粮食比上年增产22.7%,亩均增产209斤,比未联产的队同比增产9%,亩均增产96斤;前者比后者增产幅度高一倍半,亩均高113斤。以稻作为主的操军公社白莲六队,兼作苎麻6亩,联产到劳后,亩产360斤;邻队未联产,条件相等,苎麻亩产只有160斤。县委、县政府的几位领导的蹲点队,都因实行分组联产计酬而大幅度增产。
1979年冬,中央的“两个农业文件”在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后,县、社、队各级党政领导心明眼亮,认真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全面推行水稻联产到组、旱土联产到劳的承包责任制。1980年华容县遭受了仅次于1954年的严重洪涝灾害,由于84%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农业总产值仍比大丰收的1979年增长2%,未实行联产承包制的686个队减产10%。特别可喜的是水旱作物全部联产到劳和包干到劳、包干到户的21个队,增产27%。
1980年笑傲群花的是:由经济师吴敬任场长的江洲桑场,全面实行种桑养蚕联产到劳责任制,全场蚕茧总产量和总产值均增长2.5倍。12月6日,在湖南省蚕桑生产会议上,吴场长以《党的政策落实好,蚕茧增产二倍半》为题,作典型发言。
1980年冬至1981年春,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联系各自的实际体验,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双包”责任制不胫而走。1981年,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54%,联产到劳的队占42%,联产到组和定额记工的队各占2%,四者并举,各显神通,不搞“一刀切”、“一个样”。年终决算揭晓,前一种形式人均收入比后三种形式多8元,分配收入多12元,彼此高低分明。6月16日,《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美玉显露出更耀眼的光华——来自华容的报告》的专题报道长达6700字;并配发评论《重视华容的经验》。10月间,省委在华容召开了有全省各地、市、州、县委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文启龙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努力摸索发展农业的路子》的发言,介绍了华容县委《积极引导群众,不断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果和措施》,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扬。
1982年,深入贯彻中央第一号文件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精神,以上交任务分户包干为核心,融合各种生产制的优点,全县农村全面推行了“统一管理、专业分工、分户经营、包干分配”的生产责任制(简称“统专包”)。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必然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年的粮棉油总产量、农副业总产值、农副产品商品率和农民人均收入都创历史最高水平,都是建国以来增产绝对数最多、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9月份,《中国建设》杂志向国内外用万庾公社为例,以《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为题,图文并茂进行报道。
生产责任制山花烂熳,华容县的农业经济管理服务体系相应地改革,功能日趋完善,业绩显现出来,1983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县农村经营管理科长严雪涛和隆西公社经营管理站站长周东海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1980年至1983年,外县、外省来华容参观取经的达7500人次。
华容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领导头脑发热一轰而起;而是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从群众的实践中来经过总结提高再到群众中去,并借鉴外地的先进经验,由点到面,不断升华。联产承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的体现。它是新事物,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人说她“好处一扮桶,麻纱两箩筐。”为了让各级领导胸有成竹,兴利抑弊,倡导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县农办从1979年2月起创办了《农村经营管理》专刊,适时交流各社、队的作法,当时在全省是独树一帜。到1983年底普及家庭联产承包止,共印发99期301篇典型材料,年均60篇,月均5篇。我们先后在大队、生产队办点20次,刻出39个样板,供各级领导参考。首次实行联产分配的1979年冬,县农办全力以赴,扎到新建公社的胜利、胜峰、河口这三个不同类型的大队办点,从11月2日入队到12月18日离队,共49天,同公社的邓昌球、毛培焕、吴容清等合作,为县委提供了部署年终分配工作的现场,省电台作了报道。
1982年7月29日,在县、社领导干部会议上,我按照县委的安排,针对当时有人感叹“三十年革命尘与土,八亿人道路云和月”的问题,根据同县直13个部门的31位干部职工,以及万庾公社的干群一道,在四个大队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学习所得,讲了“加强统、发展专、搞好包、保证交、克服乱”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措施,让各级领导做好思想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抓、两手硬有所稽考。这份发言稿,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两次索要了25份。1984年《岳阳地区农村经营管理材料专题》除中央、省级文件和外地资料6篇外,其余全部是标明《华容经验》的7篇。1980至1985年,我和县、社主管领导同行,先后赴安徽的凤阳、四川的广汉、绵竹、江津、内江,湖北的秭归,以及山东腾县的社(乡)、队(村),摘取农业联产承包的甘果,学人之长,补己之需。